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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2016-05-11 22:07:18 来源: www.320444.com 我来说说:5897阅读:6405669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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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以历史经验的维度,即使是被国人视为“资本主义”“金钱至上”的西方社会,政府对企业的尊重也不是从来就有的,而是商人阶层主动争取的结果。

唐昊

近日,由北京大学和《财经》杂志联合培养学员出品的《“新型政商关系”研究报告》在北大朗润园正式发布。《报告》给企业家如何处理政商关系提出了诸多建议,如理解底线、复利最优、专注核心竞争力、以法人关系替代个人关系等,但若要以此构建一个良好的政商关系,这几招远远不够。

以历史经验的维度,即使是被国人视为“资本主义”“金钱至上”的西方社会,政府对企业的尊重也不是从来就有的,而是商人阶层主动争取的结果。

14世纪的意大利,崛起的商人阶级创造了新的独立思维。这些思维与对希腊罗马的艺术回溯结合,直接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;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,商人和其他普通平民一样处于第三等级,与贵族之间进行了长达百年的博弈;19世纪末的美国,商人阶层在海内外创造了巨额的财富,开始大规模进入公益慈善领域,顶级富豪阶层成立了数百个家族基金会。经济精英在美国获得的尊重,是由其对社会的贡献决定的。所谓贡献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政府税收,更重要的是承担社会责任,推动社会更快进入现代文明体系。

相比之下,中国一直没有诞生独立的商人阶层。在重农抑商的传统中,商人是政府的附庸,与权力贴得太近,仰赖权力生存。改革开放后,仍然存在“投机倒把罪”等针对商人的罪名和“政企不分”等计划经济痼疾。很多商人对企业生存和个人生存都抱有悲观想法。在2010年度的企业家年度调查中,对于当前法律环境是否能够保障其财产安全,28.6%企业家选择了“不安全”;当问及是否担心自己和家人的人身安全时,竟有近四成(38.1%)企业家表示担心。

企业家总是抱怨商业环境不好、地方官员吃拿卡要、社会环境不宽容等。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畸形的政商关系,和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容忍有关。如果企业家自己缺乏现代商业伦理,只知道在夹缝中求生存或同流合污,就该对不良的政商关系负一定责任。实际上,现下许多所谓富豪只是“成功人士”,“成功”便是“有钱”,而有钱又必须成为政治的附庸。今天中国商业文化的缺失和政商关系的扭曲,正是根植于这一代商人在扭曲的经历中所演化出的奋斗逻辑。

真正的经济精英,应该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,能够帮助提升社会教化、信任和制度环境。要做到这一点,必须学会以财富服务社会。财富服务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商业伦理。比尔·盖茨之所以裸捐,因为他认为企业家只是穷人的信托人和上帝在人间的“财富管家”。

只要条件具备,中国企业家阶层是有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传统的。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,商人群体一直非常活跃。清末状元张謇是著名的实业家,1903年商部成立后被政府任命为“商部头等顾问官”;1907年,天津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市政选举,大量商人参与选举产生了“天津县议事会”,负责辅助政府处理地方兴办教育、征税、市政建设等事宜。

改革开放之后,中国顶级的企业家也纷纷加入公益慈善领域。在历次灾害和环境治理的过程中,企业家通过公益行动与社会其他阶层建立了良性关系。广东潮州等地开始延请出身于本地的有资历和威望的精英人群组成“乡贤咨询委员会”,直接介入当地社会治理。这些举措都表明中国商人对制度环境建设的巨大潜力。在上述领域,商人不但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,也成为独立的治理主体,和政府治理需求的对象。所以,从政商关系制度化、规范化的大方向来看,企业家并非仅仅是政商关系的被动承受者,更应该是政商关系的主动塑造者。

(作者系政治学学者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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